负资产世代的觉醒：为什么全球年轻人开始转向社会主义？

我们这一代人，真的正在成为“负资产世代”吗？这可能是一个让你感到不安，但又不得不深思的问题。从高房价、停滞的工资，到弥漫的“躺平”情绪，以及对未来隐隐的不安，这些并非仅仅是个人努力的不足，而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金融游戏的产物。一个从我们出生就被迫参与，且结局注定多输少赢的“游戏”。

如果你的信念依然停留在“努力就能赚钱，奋斗就能买房”的阶段，那么请务必读完这篇文章，因为它或许能揭示一个让你脊背发凉的真相：全球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，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，反抗着这个不公的游戏——从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市长选举中的“社会主义转向”，到我们身边中国年轻人圈子里的“躺平”文化，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，实则同根同源。

纽约的政治地震：新社会主义的崛起

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的2025年11月4日，美国纽约。这座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，却迎来了一场政治地震。一位年仅34岁的穆斯林、南亚裔民主党社会主义者佐兰·马姆达尼（Zohran Mamdani），以50.78%的得票率，击败了老牌政客，成功当选纽约市第111任市长。

你也许会觉得，这似乎与我们无关。然而，马姆达尼的胜选绝不仅仅是纽约的地方新闻，它更像是全球年轻世代集体愤怒的火山口，一次剧烈的爆发。这标志着“千禧一代”和“Z世代”正式以一种激进的姿态，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。

马姆达尼的主张，句句直戳资本主义的痛点：

• 冻结房租：直接减轻年轻人的住房压力。
• 免费公交：降低通勤成本，提升公共服务公平性。
• 向富人征税：主张财富再分配，打破贫富固化。

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主张过于“左”和“激进”，但惊人的是，在纽约，他在18至34岁的年轻选民中，支持率竟高达75%！这些年轻人明确表示，社会主义不再是历史书上冷战时期的“敌人”，而是对抗高房租、高学贷和低工资的唯一可行解决方案。

“房租太高了！”这句竞选口号，没有那些抽象的社会正义，而是直击痛点。它与中国年轻人抱怨的“打工人苦”、“内卷”如出一辙，揭示了全球青年一代的共同困境。

全球青年的“冬眠”：从“性萧条”到“白人饭”

全球青年面临的困境远不止经济层面，“性萧条”和“白人饭”现象便是生活方式上消极化的典型写照。

日本社会学家深泽真纪早已提出“草食系男子”的概念，这些年轻人对异性关系、性爱甚至传统的“大男子主义”都缺乏兴趣，更倾向于追求一种温和、被动的生活。东京大学的研究也表明，日本30多岁男性的单身比例急剧上升，且很多人对性关系“毫无兴趣”。这并非生理问题，而是社会经济环境压迫下的理性选择。

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，哪一样不需要巨大的金钱投入和时间承诺？房子、彩礼、约会成本，这些对于一个收入停滞、未来渺茫的年轻人来说，投入产出比简直是噩梦。

当生存都成问题时，“性与爱”便成了奢侈品。这就像动物在恶劣环境中选择“冬眠”以保存能量，新世代青年在“性”这一层面选择了“冬眠”。

如果说“性”的退却反映了对长期责任的规避，那么“白人饭”的流行，则揭示了日常生活被压缩到极致的现状。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见过“白人饭”的梗：生胡萝卜、白面包夹火腿、毫无调味的煮鸡蛋。这与其说是为了健康，不如说是为了维持生命体征的最低限度燃料投放。

中国年轻人并非味蕾变异，而是在996的工作制和高强度通勤压力下，根本无暇享受美食。当所有回报仅能勉强维持温饱，无法积累资产时，对“美食”的心理代偿机制也会彻底失效。

正如有网友精辟指出：“吃这种饭是为了感受一种‘死感’，在午休时维持一种类似关机的状态，以便下午继续像机器一样运转。”这种**“生存口粮”**构成了全球千禧一代的共同印记。

彼得·蒂尔的警告：当资本主义承诺失效

为什么这一代人在生活方式上如此消极，却在政治上倾向于“社会主义”？硅谷著名投资人、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·蒂尔在2020年的一封邮件中，给出了极具洞察力的解释。

蒂尔分析了当时千禧一代高达70%的社会主义支持率，他没有像许多老一辈那样指责年轻人被“洗脑”，而是给出了一个基于唯物主义的判断：

“当一个人背负着过多的学生债务，或者房产价格高不可攀，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‘负资产’状态。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获得任何股份，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转而反对这个体系。”

这段话的核心在于：资本主义的合法性，建立在“人人皆可通过努力获得资产”的承诺之上。而当这个承诺对我们整整一代人都失效时，资本主义自然会失去其忠实拥趸。

构成“负资产”的四大维度

彼得·蒂尔所谓的“负资产”，可以拆解为四个维度：

1. 助学贷款：在美国，4400万成年人背负着超过1.7万亿美元的助学贷款。大学学位不再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保证，而是一笔巨大的、不可破产的债务。许多人30岁之前，净资产已然负数。
2. 国家债务：2019年美国国债高达23万亿美元，且数字仍在攀升。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偿还自己的债务，还要为上一代人的过度消费和战争买单。这是一种**“没有代表权的征税”**的代际版本。
3. 资产价格高企：这是最致命的一击。我们步入社会时，面对的是已牛市数十年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。资产价格与收入比严重失衡。在大城市，靠工资收入买房已是数学上的不可能。我们成了永久的租房者，大部分收入被作为租金上贡给持有资产的上一代人。
4. 教育失败与技能错配：我们是被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，但教育系统却严重滞后，导致许多大学文凭在就业市场缺乏议价能力。高昂的学费换来的可能是低薪工作，进一步加剧了**“回报率为负”的挫败感**。

美联储数据显示，千禧一代30岁时拥有的全美财富份额，远低于同龄时的婴儿潮一代。这并非因为我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“电梯已经停了”。

货币体系的剧变：工资为何永跑不过房价？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？为什么工资永远跑不过房价？为什么努力永远跑不过资本的增值？这背后，是宏观货币体系的剧变，特别是两个关键年份：1971年和2001年。

1. 1971年：货币“脱锚”与“康蒂隆效应”

1971年8月15日，理查德·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，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。这标志着人类进入完全的法币时代。此后，货币发行的约束被彻底移除，印钞机的速度只受政府意愿控制。

数据触目惊心：1971年黄金价格每盎司35美元，而到2024年已突破2600美元，甚至更高。这意味着，相对于人类几千年来公认的价值基准——黄金，美元在短短五十年间贬值超过98%！

然而，货币超发并未均匀推高所有商品价格，它遵循“康蒂隆效应”：新增货币首先流入离印钞机最近的人手里——政府、大银行、大型企业和资产持有者。他们利用先得的货币，在价格上涨前购买资产，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。而我们这些“离印钞机最远的普通劳动者”，只能在最后接收到被通胀稀释、贬值的货币，面对已被推高的房价和物价。

2. 2001年：金融市场的“摩擦归零”

如果说1971年打开了货币供应的阀门，那么2001年则改变了货币流动的物理性质。弗里德曼没有预见到的是，股票交易的全面电子化和十进制报价的实施，让金融市场的摩擦几乎归零。资金可在毫秒级别内完成买卖。

这导致了一个灾难性后果：货币在资产端（金融市场）的流速，远远高于实体端（商品和服务市场）。根据货币数量论，当货币供应量增加，且在资产端的货币流速因技术革命而暴增时，资产价格就会指数级暴涨。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速受制于物理生产和消费周期，增长缓慢，甚至下降。

这解释了纳斯达克指数从1971年的100点暴涨到今天的23000多点，涨幅超200倍，而同期日常实体商品价格只上涨十几倍。超发货币被巨大的金融离心力甩向资产市场，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，而实体经济却相对“贫血”。

房地产：吸收超发货币的海绵

在这场货币游戏中，房地产是受影响最深的领域。在货币泛滥时代，房子不再仅仅是居住场所，它变成了最佳的“价值储藏手段”和“金融抵押品”。

我们的父辈也许经历过“卖五千个面包就能买一平米房子”的时代，那时的房价主要由居住价值决定。而现在，房子被赋予了浓厚的金融属性，成了吸收超发货币的海绵。我们千禧一代，即使生产效率翻倍，面对单价十万元一平米的房子，也需要卖出五万个面包才能换取同样面积。

这种“负回报率”不仅体现在买房，也体现在租房上。纽约、伦敦、香港的房租飙升，本质上是资产价格上涨对无产者的现金流收割。因此，马姆达尼的“冻结房租”政策，从经济学角度看，是试图通过行政力量，强行剥离房产的金融溢价，将其还原为纯粹的居住消费品。这注定是一场对抗全球货币体系的战争。

殊途同归的反抗：东方“躺平”与西方“改写规则”

面对同样的高墙和“负回报率”，东方和西方的千禧一代选择了截然不同，但本质上殊途同归的应对策略。

在东方，尤其儒家文化圈，年轻人普遍选择了**“退出机制”。在中国，这被称为“躺平”。这是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：既然努力工作也无法买房，既然努力的回报率扣除通胀和房租后接近于零甚至为负，那么最理性的策略便是降低欲望，拒绝过度消费，拒绝背负房贷，拒绝结婚生育**。

“只要我不想买房，镰刀就割不到我。”这是一种通过自我边缘化，来对抗资本剥削的策略。

汇丰银行一项调查称，中国90后一代的债务收入比高达1850%，揭示了普遍的焦虑：中国年轻一代**“未富先老，更是未富先负”**。在消费主义和高房价逼迫下，许多年轻人实质是在透支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，来维持当下最基本的生存。

在日本，这种心态演化为**“悟道世代”，他们对金钱、名誉、地位毫不在意，满足于最低限度的生活。韩国则出现了“三抛世代”（抛弃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），甚至“N抛世代”。大前研一把这些现象总结为“低欲望社会”。但这并非年轻人丧失大志，而是他们在现有游戏规则下，清晰意识到参与游戏的期望收益为负**。

相比于东亚青年的内敛与消极，美国和欧洲的千禧一代则展现出更多的愤怒和攻击性。他们没有选择退出游戏，而是试图改写规则。

这种愤怒首先体现在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中，随后演变为对伯尼·桑德斯等左翼政治家的狂热支持，直到2025年将佐兰·马姆达尼推上纽约市长宝座。

对于支持马姆达尼的年轻人来说，社会主义并非苏联式集权，而是一种要求**“公平”的再分配机制**。他们感受到强烈的不公平：父辈通过资产泡沫坐享其成，而自己却要为之买单。

正如彼得·蒂尔所言，这是一种对“破裂的代际契约”的回应。西方年轻人更倾向于认为，既然系统出了问题，就应通过政治手段来强制修正系统，而非个人修行。

时代的注脚：马姆达尼的政策博弈

佐兰·马姆达尼的当选，意味着“负资产”世代的反抗，已从街头口号转变为具体的行政权力。他的政策纲领，是针对千禧一代困境的精准靶向治疗，但也注定面临巨大阻力。

他最核心的承诺之一是**“冻结房租”，计划利用市长对房租指导委员会的任命权，推动租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，以保护年轻人的现金流。然而，此举激怒了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房地产委员会**，引发了建制派的反扑。围绕委员会控制权的法律与政治博弈，将是马姆达尼上任后的第一场恶仗。

马姆达尼的另一项标志性政策是**“免费且快速的公交系统”，主张公共交通应像图书馆一样，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免费提供。为资助此计划，他提出激进的税收方案：将企业税率提高到11.5%，并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征收2%附加税**。这无疑是对“涓滴经济学”的彻底否定，转而拥抱**“底向上”的经济逻辑**。

马姆达尼的胜利和他的政策实验，预示着美国民主党内部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。佩洛西的退休和“经济左翼”的崛起表明，年轻选民不再满足于“文化左翼”那些虚饰的言论，他们更关心企业是否纳税，是否支付公允工资。这种政治重组可能导致民主党短期内分裂，但从长远看，随着千禧一代和Z世代成为选民主体，这种以经济公平为核心的**“新社会主义”议程，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十年西方政治的主流叙事**。

尾声：未解决的危机与未来的风暴

佐兰·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，不仅是一次选举胜利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。它宣告了自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以来，主导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共识，在我们千禧一代的“负资产”现实面前，彻底破产。

无论是中国年轻人的“躺平”，还是西方年轻人的“社会主义热”，本质上都是同一场危机的一体两面。这是被金融资本主义边缘化的一代人发出的求救信号，也是一份宣战书。我们拒绝继续在一个注定失败的游戏中充当燃料，我们要求重新定义“赢”的规则。

正如彼得·蒂尔所预言，当现行体制无法为年轻人提供积累资本的希望时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转身，去拥抱那些承诺推倒重来的人——无论这个人被称为民粹主义者、社会主义者，还是其他任何名字。对于全球的执政者而言，如果不解决货币超发与资产泡沫带来的代际剥削问题，那么马姆达尼的胜利，仅仅是个开始，更剧烈的风暴，还在地平线之外。